江南人,懂審美的人

  江南文化的最深本質和最高境界是一種審美的存在:人是“審美的人”。
作者:榮智慧 日期:2019-10-29
 
  宋代之後,“江南”的經濟地位在整個中國舉足輕重。隨着大批戰爭移民的遷徙,政治中心、經濟重心的南移,中國的文化重心也相應南移,江南成為了中國最為文脈昌盛、人才輩出的區域。
  某種意義上講,江南已經成為一箇中國人共有的文化符號,它濃縮着政治和歷史的變遷,更反映着某些中國獨有的文化價值。所謂的“江南”,不啻於一座文化和精神的富礦,它的深厚和豐富值得中國人不斷去發掘和傳承,並進行富有時代意義的詮釋和發展。
  千古江南,一脈傳神。回到本源,如果用“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很容易產生幾個問題:一個抽象的“江南”到底意味着什麼?“江南文化”有何內在含義?在江南的發展歷程中,江南文化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天地與人
  較早的古代文獻裏,“江南”和“中原”“嶺南”“塞北”“西域”一樣,只是代表特定的方位,幾乎包括了長江中下游段以南、五嶺以北的廣大地區。
  唐代十道的劃分與命名,也受到上述觀念的影響。盛唐時“江南道”又被分為東西兩道,中唐時又把江南東道分為四個觀察使轄地。到了宋代,為了徵收財賦,朝廷設置了“路”,江南各地被重新整合。
  從元代開始,“江南”不再被用作行政區劃名稱。自此以後,江南被廣泛用來代指蘇南浙北的八府一州(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八府及太倉州)。這正是後世“江南”的主體區域。
 
宋代畫家惠崇的畫作《溪山春曉圖》描繪了秀美雅緻的江南小景
 
  2019年10月,“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已經包含了41個成員城市,遍及上海、江蘇、浙江、安徽,這一規劃可以説打造了一個最大化的“江南”。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第二屆江南文脈論壇正在無錫舉辦,論壇由光明日報社、省委宣傳部、無錫市委主辦,並以“文脈傳承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為主題。
  論壇本身即體現了這個最大化和現代意義的“江南”。吳越文化、海派文化、徽州文化、泰州學派等江南多元文化將在這裏交融碰撞,與會者將一起探尋江南文脈源流與傳承,以及如何通過文化認同來加速區域一體化的進程。
  從地理的角度看,江南有自然與生態條件相對一致的區域。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在其內部,各個地區有着緊密的聯繫,且常常由共同的水系連通。
  從經濟的角度看,江南的經濟聯繫十分緊密,並形成優勢互補、分工有序的格局。從文化的角度看,江南在中國人心中,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既有“小橋流水”的自然風貌,也有“天下糧倉”的富足經濟,更有“名士風流”的人文情懷。
 
 
  古代中國以農立國,是典型的農業文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而農業生產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共同交互的產物,自然環境又由氣候與土地組成。因此,氣候(天或天時)、土地(地或地利)與人類活動(人或人和),構成了農業文明的三大要素。
  中國古代關於“天”“地”“人”關係的“三才”哲學理論,與此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江南的經濟發展、思想文化,對闡釋“天”“地”“人”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南宋江南農學家陳旉從哲學的角度對“天”“地”“人”進行了論述:“四時八節之行,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五運六氣所主,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不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未至,或時至而氣未至,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農業生產必須要“知天地時宜”,接下來“百穀之成,斯可必矣”。
  因此,“人”可以順應“天”“地”間的自然規律,進行農業生產,同時,“人”也可以戰勝“天”“地”,運用智慧提高畝產量。這是對孟子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名言“人定勝天”的實踐和運用。
 
 
  歷史學家李伯重分析指出,在相同的氣候與土地條件下,人類的農作方式對農作物的生產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湖州這樣的水稻產區,遲熟的中稻和早熟的晚稻與春花一年內一次輪作。
  明清的水稻生產中,肥料的投入數量也有明顯增加。另外,水稻和麥、油菜、蠶豆輪作複種,能夠合理利用土壤中的營養元素,提高土壤肥力。
  有數據顯示,明末江南的水稻畝產量大約為1.6石米,清中葉則為2.3石米,後者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長幅度大致為44%。這是農業生產及其經濟效益對環境、人類努力變化的迴應。也可以説,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江南文化中的“人”,逐漸突顯出了居於“天”“地”之間的獨特意義。
 
  審美的人
  説起江南文化,總要面對一些刻板印象和“假”特徵。如果只從單一的學科分類角度來比較,很難得出一個較為全面的把握。
  比如很多人認為江南文化是商業文化,江南人頭腦精明,擅於經商,那麼嶺南人、山西人也不差。很多人説江南重視文教,但齊魯亦不相讓。也有人説江南文化等同於長江水文化,那黃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特性又該如何區分?況且長江上游的風土人情與中下游迥異。
  説來説去,江南文化最獨特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我們應當把視野放到整個古代中國的美學發展脈絡上。中國古典美學發端於先秦,真正開展於魏晉南北朝,一直到明代,結束於清代前期。在第二個階段,中國古典美學迎來了黃金時代,“意象”“風骨”“氣韻”“神思”等理論相繼誕生,生長於江南的創作者、理論家發出了這個輝煌階段的最強音。
 
無錫寄暢園秋色 圖/許益民
 
  可以説,江南文化的最深本質和最高境界是一種審美的存在:人是“審美的人”。
  從南北朝的樂府民歌中,可以很明顯地發現這一特點。北朝民歌《敕勒川》寫道:“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南朝民歌的代表作《西洲曲》寫“……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杆頭。……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士林曾説,《敕勒川》“把北方少數民族那種近乎原始時代的自然生存環境和未經雕琢的主體精神形態展示得畢露無疑”。不同於北方草原民族在茫茫天地間的“無我”流露,也不同於中原壯士的“賦詩言志”,南朝民歌是江南文人細膩感覺、情緒的有意表達。
  另一個代表中國古典美學和江南文化的作品也誕生於魏晉南北朝——最受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青睞的《世説新語》。《世説新語》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筆記小説”的代表作,其內容主要是記載東漢後期到晉宋間一些名士的言行與軼事,多發生於江南。
 
《世説新語》中記載的主要內容,多發生於江南
 
  魯迅曾稱讚《世説新語》,“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在文章《論〈世説新語〉與晉人的美》中説,“這晉人的美,是這全時代的最高峯。《世説新語》一書能以簡勁的筆墨畫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時代的色彩和空氣”。
  《世説新語》提出了一個美學史上的重要命題——“傳神”。《世説新語·巧藝》有一則記載:“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顧愷之認為,一個人的“神”不在於整個自然的形體,而在於一個關鍵部位。而“神”和荀子所説的“心術”不同,無關品德學問,而是指一個人的個性、品味和情調。
  可以看到,古典美學至此已經開始張揚個體的“風姿”和“神采”,江南名士“重神理而遺形骸”,強調“得意”而“忘形”,任情放達,風神蕭朗,不拘禮法,不泥形跡。“傳神”上接老莊之“玄妙”,下啓公安派之“性靈”,清雅而不失煙火氣息,閒適而不失現實追求,不斷塑造着江南文化和江南人的品格。
 
 
  時至今日,今人漫步在秦淮河畔、西湖和蘇州園林,還能體味到這一文化品格浸潤之悠久。
 
  現代性的未來
  近代以來,江南的經濟發展尤其令人矚目。民族工商業蓬勃發展,“蘇南模式”和鄉鎮企業如火如荼,如今,基於新技術、新知識的經濟力量也正在孕育之中。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提出,對一個“大江南”提出了更高的期待。這些成就令我們相信,在中國這一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的現代性歷程裏,江南的歷史、文化與主體——人始終在發揮獨特的能動性。
  江南能夠較早地形成“資本主義萌芽”,且較早地由農業為主轉向農業、輕工業綜合的經濟態勢,首先與該地區發達的經濟基礎有關。在明清江南這種工農業都比較發達、又不存在嚴重擇業限制的社會中,農村勞動力可以在工業和農業兩種生產活動中相對自由地流動。
 
 
  一般來説,在工業勞動生產率高於農業時,農村勞動力才會流向工業,特別是農村婦女,因為她們從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遠低於從事棉紡織業的勞動生產率。
  專業化的分工出現以後,江南的工業化開始長足發展。這時,藴含在文化中那種極大發揮主體的能動性、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人的品格,同時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
  包括“蘇杭型城市”概念的提出,也是指出了江南工商業的氛圍“清新、活潑、開朗”,有別於封建地租集中、工商業只為城市地主服務的“開封型城市”。“蘇杭型城市”代表了中國古代城市的新變化,江南地區率先形成了以工商業城市為中心、一大批有內在聯繫的城鎮羣體拱衞的格局。
  而且,江南農村工業化、商業化程度較高,農村居民常常是農、工、商多種職業兼營,並非只會種田。市鎮居民中也有人把全部或部分勞動時間用於農業生產。到了清代,許多專業性的市鎮已有了明顯的中央性機能與城市生活,已經十分接近現代“都市”。很多市鎮的規模、商況,比起所屬的縣城、府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也能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看到紹興人魯迅的“吶喊”與“彷徨”,揚州人朱自清“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嘉興人茅盾的“暴風雨”,海寧人徐志摩的“落葉小唱”,蘇州人葉聖陶的“五月卅一日暴雨中”,以及“海派作家”葉靈鳳、施蟄存、穆時英、劉吶鷗那光怪陸離的“上海狐步舞”……
  模糊的工農界限,發達的小型市鎮及其市鎮工業,以及文化創作的澎湃熱情,都為江南日後開展集體經濟、鄉鎮企業乃至外向型經濟,包括重新成為文化重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改革開放後,對比起代表着“沉重歷史包袱”的北方,江南成為文化意義上的“未來”。一大批來自江南的作家聚集在“先鋒小説”的旗幟下,餘華、格非、孫甘露、蘇童、葉兆言等人都以“形式革命”的寫作手法,強化自身對個性化感覺和體驗的發掘——這恰恰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神”的餘韻。
  因此,如何整理、敍述、傳播豐富的江南文化,也是今日江南面對的重要問題。全國政協原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告訴《南風窗》記者,“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體現的是中國人民對共同價值追求的認同,對歷史的認同。從這個意義出發,璀璨絢麗的江南文化需要進行更加有效的傳播。
 
 
  王國慶認為,首先要挖掘江南文化中的典型故事,並提煉精華。其次要對延續千年的江南文化有效創新,與時俱進。江南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不僅希望理解歷史上的中國,也希望理解一個飛速發展變化的當下中國”。第三,則是紮紮實實創作文化產品,讓“江南”變成看得見、摸得着的故事。
  可以説,今日談“江南文化”,絕不是孤立地去梳理和觀察它的文化作品、文化名人。江南文化誕生在“江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優厚的經濟基礎之上,並經過數千年的提煉和凝聚,抽象成一種獨特的地域品格。
  從魏晉名士到中古士子,再到當代那些富有家國情懷的改革者、創業家以及勞動者,這裏的人居於天地之中,個體的智慧與雄心最終成就了這片土地的富庶與豐富。
  千古文脈,因人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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