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角度,思考“道德”

  “尚德江南”論壇啓發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社會治理與文化建設、道德建設到底是何種關係?
作者:榮智慧 日期:2019-11-01
 
  江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從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等文明曙光的出現,到吳、楚、越等政治與文化實體的形成,伴隨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數度南移,江南多次承載了文化復興的重任,存亡續絕,融合創新。江南文化不僅是華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具有世界性影響。
  10月30日,第二屆江南文脈論壇在全國文明城市無錫舉辦,來自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的精神文明建設工作者和道德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參加“尚德江南:道德發展與城市文明”分論壇暨長三角全國文明城市(區)文化交流研討會。會議上,《創建長三角全國文明城市羣無錫倡議》同時發佈。
  今天的長三角地區與歷史上的江南有着諸多交集。在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的背景下,以“尚德”為主題進行研討,深入思考文化、文明、道德建設與城市治理、社會治理之間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詩性江南
  在起源的意義上,“文明”與“城市”關係密切,這和中國、西方的歷史相一致。英語的“文明”(civilization)源於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在中國周代,建立“城市”的標誌是興起了不同於野蠻部落的祭祀與禮儀中心,如《詩經·大雅·緜》記載的“乃立冢土”。
  劉易斯·芒福德曾説:“不論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實質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這當地的以及更大範圍內的良好生活條件的性質。”
  城市中的禮儀制度曾建立在“夷夏之別”上,有“禮樂”即“夏”(文明人),失“禮樂”則“夷”(野蠻人)。英文的civilization一詞,最早是指城市居民的風俗、習慣和道德的高貴。城市文明從文化模式上區分了“文明”與“野蠻”,構建了“城市”和“鄉村”在生產、生活方式上的分界。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劉士林認為,包含吳越文化、皖南村鎮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江南文化,構成了了長三角傳統文脈的主體形態。江南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詩性文化,代表中國區域文化在審美和藝術上的最高水準。
 
“尚德江南:道德發展與城市文明”分論壇暨長三角全國文明城市(區)文化交流研討會現場
 
  對應現代城市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危機,詩性的江南文化不僅可以為人民羣眾提供高質量的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也有助於促進長三角真正發展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
 
  實踐故事
  上海、江蘇無錫、浙江嘉興、安徽宣城的精神文明建設工作者分別講述了生動的實踐故事。
 
上海市徐彙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呂曉慧
 
  上海市徐彙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呂曉慧介紹,徐彙區現有25萬餘名註冊志願者,佔常住人口的23%,有1540多支志願服務隊伍,270多個志願服務基地,先後推出上海南站春運、濱江文明示範帶建設等十大“長效志願服務”品牌。針對轟轟烈烈的垃圾分類運動,徐彙區還編制了垃圾分類軟治理指導手冊、示範創建工作指引、工作法案例彙編,還推出了21場“垃圾分類,徐匯在行動”的實踐行動,全區分類實效測評始終位居全市前三。
 
江蘇省無錫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袁飛
 
  江蘇省無錫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袁飛介紹,目前,無錫市擁有全國道德模範及提名獎獲得者6人,全國“最美人物”2人,全國新時代好少年1人,江蘇省時代楷模2人,省道德模仿及提名獎獲得者26人,全省“最美人物”20人,上榜“中國好人”91人(組),獲評“江蘇好人”161人(組)。同時,作為物聯網之城,無錫還打造了“無錫12345暨文明城市創建直通車”智慧創建平台,24小時受理文明創建的投訴、諮詢和建議。在2015-2018年江蘇省社會文明程度測評指數考核中,無錫市實現四年“三連冠”。
 
浙江省嘉興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明辦主任姚偉
 
  浙江省嘉興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明辦主任姚偉表示,2005年習近平同志親自提煉了紅船精神,嘉興作為紅船精神凝練昇華地,深入挖掘人文基因,提煉了“勤善和美、勇猛精進”的新世代嘉興人文精神。嘉興已經啓用了5家文明實踐中心,建成52家文明實踐所和772家文明實踐站,設立1734個文明實踐點,年底將實現文明實踐中心(所、站)市域全覆蓋。
 
安徽省宣城市委常委、祕書長、宣傳部部長吳愛國
 
  安徽省宣城市委常委、祕書長、宣傳部部長吳愛國表示,宣城市突出未成年人這一重點羣體,創建“宣城市未成年人美德在線”平台,市區2.16萬名小學生德育教育實現細化、量化。宣城好人館是全國首個地級市好人館,年均參觀人數近11萬。連續8年舉辦“講述好人故事”比賽;開發“德易貸”道德信貸產品,為134名好人發放貸款2594萬元。
 
  社會治理
  “尚德江南”論壇啓發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社會治理與文化建設、道德建設到底是何種關係?
  一方面,我們既要看到制定“道德建設”法律法規、剛性管理、網格化管理的現實作用。宣講、説服、教育的硬件和軟件的鋪開和擴大,確實可以起到發揮典型示範、弘揚向上風氣的作用,同時,數字化的考評,也使得作用、效果可以更加直觀地被量化。
  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文化建設、道德建設,本質上受到的是客觀條件的制約。也就是説,就一件事而言,我們應該避免從完全主觀的角度,去評判當事人“道德與否”,而是更多地看到限制其的所有條件、促使其作出這樣的選擇的所有條件。
  這是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常常忽略的東西,同時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內涵所在。一個地區的市場、交易費用以及成本和收益等外部性條件,往往真正決定了這個地區的人,遇到類似事件的“最優”選擇。當然,一種純粹道德式的號召,以及給予的榮譽,同樣作為“客觀條件”起作用;但是,如果“道德”達成的效果,和人們作出道德選擇後獲得的最大利益相吻合,那麼,推行精神文明的效果可能是事半功倍的。
  可以説,前者是一種克服性的、苦行式的自我激勵,後者則是愉悦的、自發性的自我追求。長期來看,對比的差距是很大的。

本期文章